卫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天宇优配，名气不大，但却为战国七雄输送了不少人才。主持魏国变法的李悝、主持楚国变法的吴起、精通投资兼任秦国宰相的吕不韦，以及敢于刺杀秦始皇的荆轲，都出自卫国。
商鞅同样是卫国人，他年少时志向远大，酷爱研究刑法和法术，崇拜李悝与吴起。卫国地处中原战乱之地，国土小、人口少，不利于发展，因此商鞅选择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放在魏国。魏国曾在战国初期通过李悝变法崛起，而商鞅对李悝钦佩至极，据说最喜欢的书就是李悝的《法经》。
当时魏国正处于魏惠王统治时期，虽然国力有所衰退，但仍属于强国，同时有成功变法的经验，是一个不错的平台。然而，尽管得到了魏相公叔痤的极力推荐，商鞅在魏国仍未受到重用。
与此同时，秦国正受到魏国的打压，秦孝公急需恢复祖先的霸业，因此发布求贤令。商鞅前往秦国，凭借出色口才成功说服秦孝公。随后，他主持秦国变法，经过两次变法，秦国逐渐崛起为强国，一举击败魏国，收复河西之地，并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。
展开剩余73%秦孝公去世后，秦惠文王继位，商鞅的命运发生逆转。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，商鞅被迫返回封地并攻打郑县，最终兵败，被车裂而死。
商鞅之死令人唏嘘，他是秦国崛起的关键人物，却结局惨烈。那么商鞅为何会遭此下场呢？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变法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。
商鞅第一次变法中，采取了几条关键措施：明确军法奖励军功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、建立二十等爵制。这些改革使平民也有机会建功立业，上层社会不再仅属于王子皇孙。对秦国人才选拔和军队战斗力提升极为有利，但也严重冲击了贵族的利益，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，新兴贵族的崛起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空间，因此贵族普遍对商鞅心生不满和怨恨。
秦孝公死后，商鞅失去了靠山，贵族群起反扑。为了缓和矛盾，秦惠文王只能拿商鞅开刀，即便他个人认为商鞅的变法很有价值，也不得不下此决心。
此外，商鞅还得罪了太子集团。在打击贵族的同时，他坚持依法处罚太子赢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。公子虔因此受劓刑，鼻梁被挖去，公孙贾受黥刑，脸上被刻字。太子赢驷虽然身体未受刑，但罪名扣在他头上，自然对商鞅心怀怨恨。两位重要人物的受辱，使商鞅进一步树敌，而太子赢驷日后继位，更加视商鞅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有人甚至认为秦孝公也是商鞅悲剧的推手。表面上看，秦孝公和商鞅是理想的君臣搭配，一个善于听谏，一个精明能干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临终前，秦孝公明知商鞅死后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还说出“欲传商君，辞不受”的话。显然，他并非真想传位于商鞅，而是希望儿子赢驷继位，借此激化商鞅与太子的矛盾，从而为儿子日后的掌权扫清障碍。商鞅虽然察觉出可能的危险，却想得过于简单，以为秦孝公的意图是为了博得美名，殊不知帝王心机深沉。
第二次变法后，商鞅升任秦国大良造，掌管军政大权，并被封于商洛，尊为商君，威望极高。然而他未能意识到潜在危机，继续打击贵族，行事我行我素，甚至借机排挤意见不合的人。历史上因功高盖主而死的将相不在少数，商鞅本应有所警觉。秦人赵良敏锐地察觉到，从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百姓，对商鞅都有不满情绪。他劝商鞅重修私德，将封地交还给秦国，隐居山林，遵循有德之士的建议，否则将面临灭亡风险。然而商鞅不听，认为赵良是在讥讽自己不如百里奚，结果随着秦孝公的去世，赵良的预言一一应验，商鞅最终遭遇悲惨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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