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卫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天宇优配,名气不大,但却为战国七雄输送了不少人才。主持魏国变法的李悝、主持楚国变法的吴起、精通投资兼任秦国宰相的吕不韦,以及敢于刺杀秦始皇的荆轲,都出自卫国。
商鞅同样是卫国人,他年少时志向远大,酷爱研究刑法和法术,崇拜李悝与吴起。卫国地处中原战乱之地,国土小、人口少,不利于发展,因此商鞅选择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放在魏国。魏国曾在战国初期通过李悝变法崛起,而商鞅对李悝钦佩至极,据说最喜欢的书就是李悝的《法经》。
当时魏国正处于魏惠王统治时期,虽然国力有所衰退,但仍属于强国,同时有成功变法的经验,是一个不错的平台。然而,尽管得到了魏相公叔痤的极力推荐,商鞅在魏国仍未受到重用。
与此同时,秦国正受到魏国的打压,秦孝公急需恢复祖先的霸业,因此发布求贤令。商鞅前往秦国,凭借出色口才成功说服秦孝公。随后,他主持秦国变法,经过两次变法,秦国逐渐崛起为强国,一举击败魏国,收复河西之地,并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。
展开剩余73%秦孝公去世后,秦惠文王继位,商鞅的命运发生逆转。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,商鞅被迫返回封地并攻打郑县,最终兵败,被车裂而死。
商鞅之死令人唏嘘,他是秦国崛起的关键人物,却结局惨烈。那么商鞅为何会遭此下场呢?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变法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。
商鞅第一次变法中,采取了几条关键措施:明确军法奖励军功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、建立二十等爵制。这些改革使平民也有机会建功立业,上层社会不再仅属于王子皇孙。对秦国人才选拔和军队战斗力提升极为有利,但也严重冲击了贵族的利益,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,新兴贵族的崛起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空间,因此贵族普遍对商鞅心生不满和怨恨。
秦孝公死后,商鞅失去了靠山,贵族群起反扑。为了缓和矛盾,秦惠文王只能拿商鞅开刀,即便他个人认为商鞅的变法很有价值,也不得不下此决心。
此外,商鞅还得罪了太子集团。在打击贵族的同时,他坚持依法处罚太子赢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。公子虔因此受劓刑,鼻梁被挖去,公孙贾受黥刑,脸上被刻字。太子赢驷虽然身体未受刑,但罪名扣在他头上,自然对商鞅心怀怨恨。两位重要人物的受辱,使商鞅进一步树敌,而太子赢驷日后继位,更加视商鞅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有人甚至认为秦孝公也是商鞅悲剧的推手。表面上看,秦孝公和商鞅是理想的君臣搭配,一个善于听谏,一个精明能干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临终前,秦孝公明知商鞅死后会成为众矢之的,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,还说出“欲传商君,辞不受”的话。显然,他并非真想传位于商鞅,而是希望儿子赢驷继位,借此激化商鞅与太子的矛盾,从而为儿子日后的掌权扫清障碍。商鞅虽然察觉出可能的危险,却想得过于简单,以为秦孝公的意图是为了博得美名,殊不知帝王心机深沉。
第二次变法后,商鞅升任秦国大良造,掌管军政大权,并被封于商洛,尊为商君,威望极高。然而他未能意识到潜在危机,继续打击贵族,行事我行我素,甚至借机排挤意见不合的人。历史上因功高盖主而死的将相不在少数,商鞅本应有所警觉。秦人赵良敏锐地察觉到,从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百姓,对商鞅都有不满情绪。他劝商鞅重修私德,将封地交还给秦国,隐居山林,遵循有德之士的建议,否则将面临灭亡风险。然而商鞅不听,认为赵良是在讥讽自己不如百里奚,结果随着秦孝公的去世,赵良的预言一一应验,商鞅最终遭遇悲惨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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