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著名学者张星烺考证认为，秦穆公时期，秦国的声势已经威震四方，影响远及西域、西南地区中财所，甚至远传至印度。因此，在公元前四世纪，印度梵文中就出现了“Cīna”这个音译的词，指代秦国，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此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音译形式发生了变化，先后有了Cin、Cina、Chin、China、Thin、sin、Sina等拼写形式，这些都源自“Cīna”这一音译。
既然China这个名称来源于“秦”，是“秦”这一音的转写，那么“秦”这个名称又是如何来的呢？《史记》中记载，周孝王因为非子在养马上有功，将他封为“附庸”，并命他管理一个名为“秦”的地方，复兴嬴氏的祭祀，称之为“秦嬴”。从《史记》来看，“秦”似乎是一个西部的小地方的名字，而非子正是住在这里，才被周孝王任命为这个地方的管理者。
然而，“秦”这个名字的来源真的这么简单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去年，在陕西的考古发现揭开了“秦”的更深层次的起源。通过近百年的考古工作，学者们逐渐揭示出秦国的最初根源。关于“秦”的起源，以下有三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值得注意：
展开剩余77%首先是陕西“秦人”甲骨文的发现。去年，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夯土建筑群，包括西周的宫城、小城和大城三重城墙等。与此同时，出土了200多件占卜用的甲骨，其中有一块甲骨上刻有“秦人”二字。甲骨文的年代是考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。如果这些甲骨文出土的时间是西周末期，那么这就不足为奇。但如果这些甲骨文的年代早于周孝王封非子的时间，那么就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了。
甲骨文上刻有“秦人”二字的甲骨出土地点，位于宫城南墙外的壕沟下层。通过对“宫城”年代的考证，研究表明，“宫城”与“小城”的年代大致相同，而“小城”的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商周交替时期，废弃于西周末期至春秋初年。因此，这些刻有“秦人”字样的甲骨文，出土于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，这也意味着这些“秦人”存在的时间，肯定要早于周孝王封非子的历史记载。
然而，问题在于，这些甲骨文所说的“秦人”到底指的是谁？是非子的祖先，还是其他族群？这些“秦人”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，还是其他地区？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来解答。
其次，关于陕西“秦饮”青铜器的发现。1924年，陕西宝鸡凤翔县的灵山发现了一个青铜器——冉方鼎。由于铭文中提到周公东征的内容，这个青铜器也被称为“周公东征鼎”。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公东征的经过，其中提到“秦饮”，即“秦地所产之酒”。根据中科院曹定云的研究，这表明周公在东征过程中曾经到过“秦地”，而“秦饮”也表明秦地当时位于东方。
问题在于，既然青铜器中提到的“秦饮”是在周公东征的背景下，那么“秦地”就应当位于东方。那么为何可以这么判断呢？这就引出了第三个考古发现。
第三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清华简中的“秦人”起源问题。过去，学术界普遍认为秦人起源于西部，像王国维在《秦都邑考》中指出秦人的祖先是戎狄部落的成员。但是，民国时期的学者如钱穆和傅斯年等则提出了“东方说”，认为秦的先民本来就生活在东方。清华简《系年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。
《系年》中记载，“飞廉东逃于商盍氏。成王伐，西迁商盍之民于邾，以御奴之戎，是秦先人。”其中提到的“商盍”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商盍人也是秦人祖先之一，后来他们被周公迁移到西部，用以抵御西部的戎狄。商盍的后代就成为了秦人的先祖，因此秦人可以自称是东部的颛顼后裔，尊崇太昊。
因此，根据这一记载，秦人的起源不仅与西部无关，实际上他们的起源地在东方，可能是在山东一带。随着周朝的建立，周公将这些商盍之民迁移至西部，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逐渐被命名为“秦”。这也解释了“秦”这个名称从东方流传至西部，并最终成为秦国的名称。
结合上述考古发现，学者们认为秦朝的国号“秦”并非源自西部，而是源自东方，具体来说是在山东的莱芜、沂源和沂水一带。周朝初期，秦人从东方迁徙到西部，并将他们的祖地名“秦”带到了新的居住地，最终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，秦国由此形成。随着秦国的强盛，秦的名字逐渐传播开来，最终演变为“China”这一称呼。
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“秦”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，揭示了秦国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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